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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三國志（二十四史之一：三國志）

三國志》是由西晉史學(xué)家陳壽所著，記載中國三國時代的斷代史，同時也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三國志》在此之前已有草稿，當(dāng)時魏、吳兩國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此三書當(dāng)是陳壽依據(jù)的基本材料，蜀國無史，故自行采集，僅得十五卷。而最終成書，卻又有史官職務(wù)作品的因素在內(nèi)，因此《三國志》是三國分立時期結(jié)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產(chǎn)物。三國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吳志》三書單獨流傳，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書已合為一書。

《三國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為特殊的一部，因其過于簡略，沒有記載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沒有記載經(jīng)濟、地理、職官、禮樂、律歷等的"志"，不符合《史記》和《漢書》所確立下來的一般正史的規(guī)范。

基本信息：《三國志》全書一共六十五卷，《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度龂尽访麨橹酒鋵崯o志。魏志有本紀(jì)，列傳，蜀，吳二志只有列傳，陳壽是晉朝朝臣，晉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國志》尊魏為正統(tǒng)。東晉（漢晉春秋）則以劉備為正統(tǒng)?！度龂尽窞椴懿?、曹丕、曹睿分別寫了武帝紀(jì)、文帝紀(jì)、明帝紀(jì)，而《蜀書》則記劉備、劉禪為先主傳、后主傳。記孫權(quán)稱吳主傳，記孫亮、孫休、孫皓為三嗣主傳。均只有傳，沒有紀(jì)。《三國志》位列中國古代二十四史記載時間順序第四位，與《史記》（司馬遷）、《漢書》（班固）、《后漢書》（范曄、司馬彪）并稱前四史。

歷史意義：《三國志》不僅是一部史學(xué)巨著，更是一部文學(xué)巨著。陳壽在尊重史實的基礎(chǔ)上，以簡練、優(yōu)美的語言為我們繪制了一幅幅三國人物肖像圖。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動，可讀性極高。

相關(guān)評價：《三國志》取材精審，作者對史實經(jīng)過認真的考訂，慎重的選擇，對于不可靠的資料進行了嚴(yán)格的審核，不妄加評論和編寫，慎重地選擇取材之源。這雖然使《三國志》擁有了文辭簡約的特點，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點。

元末明初，羅貫中綜合民間傳說和戲曲、話本，結(jié)合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據(jù)他個人對社會人生的體悟，創(chuàng)作了《三國志通俗演義》，現(xiàn)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稱“嘉靖本”，本書24卷。清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崗父子刪改后，成為今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國演義》。

作品評價：

總體評價：《三國志》主要善于敘事，文筆也簡潔，剪裁得當(dāng)，當(dāng)時就受到贊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也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本來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一些史書中，獨有陳壽的《三國志》可以同《史記》、《漢書》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還一直流傳到現(xiàn)在。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國志》，文質(zhì)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边@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jù)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lǐng)。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nèi)容與文字表述的統(tǒng)一。

作品缺憾：陳壽畢竟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曹魏為正統(tǒng)。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jì)，而《蜀書》和《吳書》則只有傳，沒有紀(jì)。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quán)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wù)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tǒng)，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tǒng)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jīng)事緯，與本紀(jì)完全相同，只是不稱紀(jì)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dāng)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chuàng)見?！度龂尽房偲饋碚f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guān)。陳壽是三國時人，因黃皓弄權(quán)，陳壽不肯阿附黃皓。因此被遭排擠。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dāng)時屬于現(xiàn)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jīng)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說是有條件搜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蜀國的史料過于簡略：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蜀書》僅得十五卷，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沈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搜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xiàn)成的史書可借鑒，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注意搜尋，《蜀書》才僅得十五卷之?dāng)?shù)。《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跡，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dāng)缺乏的。

取材精審?！度龂尽啡〔木珜?。裴松之《三國志注》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有20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jì)》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舍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只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以至重傷而死。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tài)度。

行文簡潔：《三國志》行文簡明、干凈。它常用簡潔的筆墨，寫出傳神的人物?！断戎鱾鳌酚洸懿倥c劉備論英雄，當(dāng)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shù)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使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

《周瑜魯肅呂蒙傳》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占據(jù)了荊州之時，“方作書，落筆于地”的情態(tài)，生動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dāng)時局勢中的地位。書中寫名士的風(fēng)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著墨不多，卻栩栩如生。

品題人物：陳壽在書中表現(xiàn)出品題人物的興趣。他說劉備是英雄，曹操是超世之英杰，孫策、孫權(quán)是英杰，諸葛亮、周瑜、魯肅是奇才，龐統(tǒng)，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劉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質(zhì)是彥士，王粲、秦宓是才士，關(guān)羽、張飛、程普，黃蓋是虎臣，陳震、董允、薛綜是良臣，張遼、樂進是良將，這都反映了當(dāng)時的時代風(fēng)氣。

良史之才：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書郎范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fēng)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zhì)直過之，愿垂采錄?！庇纱丝梢?《三國志》書成之后，就受到了當(dāng)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復(fù)，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嚴(yán)慎，為歷代史學(xué)家所重視。史學(xué)界把《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jì)傳體史學(xué)名著。

陳壽還能在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陳壽所處時代，各種政治關(guān)系復(fù)雜，歷史與現(xiàn)實問題糾纏在一起，陳壽在用曲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國志》對漢魏關(guān)系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并于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196）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不臣之舉。陳壽在這里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中都揭露了當(dāng)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xiàn)。

人物爭議：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xiàn)。說“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dāng)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yīng)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p>

《晉書·陳壽傳》關(guān)于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只有少數(shù)幾位史學(xué)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而多數(shù)的史學(xué)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奸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nèi)無升堂廟勝之效，黨于陳思王，冀搖冢嗣，啟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稌x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壁w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yán)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chǎn)，無以過也。又《亮傳》后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于邦域之內(nèi)，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庇纱丝梢?，《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端膸烊珪偰刻嵋と龂尽氛f過一些公道話：“以理而論，（陳）壽之謬萬萬無詞；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tǒng)，此孚于當(dāng)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tǒng)，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于當(dāng)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漢、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dāng)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笨磥恚瑥臇|晉習(xí)鑿齒以來掀起的正統(tǒng)之爭，無不具有現(xiàn)實的目的和為當(dāng)代政權(quán)服務(wù)的用心，知人論世，知世論史是至關(guān)要緊的，沒有永恒不變的正偽標(biāo)的。

陳壽受后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曲筆，多所回護。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說“當(dāng)宜、景開基之始，曹、馬構(gòu)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fā)仗云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其口而無言。”批評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dāng)權(quán)人物曹操、司馬懿為之回護。在《三國志·魏書》中確實沒有看到劉知幾所論的內(nèi)容，對此，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六中“三國志多回護”寫到：《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為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物為尊者諱也。至于孩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誠，義至嚴(yán)也。自陳壽作《魏本紀(jì)》多所回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后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yīng)如是。然壽回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

最為嚴(yán)重的曲筆是高貴鄉(xiāng)公被殺之事，據(jù)《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xiāng)公曹髦與司馬昭沖突，趙翼感嘆道：“本紀(jì)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于晉，不敢不為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為之諱。”趙翼的責(zé)難，尖銳深刻，例證還多，余如曹操征陶謙時濫殺無辜，記曹魏對蜀之戰(zhàn)“專以諱敗夸勝為得體”，最后，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當(dāng)權(quán)統(tǒng)治者的本紀(jì)多回護，而列傳中也多所諱。這樣的回護曲筆，不竟讓趙翼困惑不解：“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yīng)如是，回護耶？抑壽所據(jù)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fù)訂正耶？”

趙翼也為陳壽的曲筆作了歷史考辯，指出：“蓋壽修書在晉時，故于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回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回護，不得不先為魏回護……，當(dāng)然，也有可能是陳壽所參考的魏、晉資料原來就是這樣記載，陳壽未作訂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為陳所處的特定歷史環(huán)境，處于改朝換代之際修史者顧忌更多的實際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貴真實，不虛美，不隱惡應(yīng)是史家必須恪守的準(zhǔn)則，曲筆是不足為訓(xùn)的。應(yīng)當(dāng)看到，陳壽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dāng)權(quán)人物之外，其敘寫仍屬翔實可信的。不必諱言陳壽的曲筆，也不能因此而懷疑《三國志》的信史價值。錢大昕所說：“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予性喜史學(xué)，馬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于范（曄）、歐陽（修）?！保ā度龂巨q疑序》）

陳壽的《三國志》是從東漢末年的戰(zhàn)亂開始記載，重點也是東漢末和三國時代的歷史為主，并不是以晉朝結(jié)束三國統(tǒng)一為主，對三國中后期的歷史事件記載簡略。這不是陳壽故意維護魏晉，不顧歷史事實，因為當(dāng)時王隱的《魏書》是記載魏國歷史為主，陳壽在創(chuàng)作《三國志》時沒有完全局限于魏國歷史，也是不愿與王隱的著作重復(fù)，他沒有過多記錄司馬氏的所作所為，是因為當(dāng)時晉朝正在準(zhǔn)備《晉書》的創(chuàng)作，正為年限起始爭論，但是已經(jīng)著手準(zhǔn)備了，張華、杜預(yù)也都推薦了陳壽參加《晉書》創(chuàng)作。陳壽在寫三國歷史時，不過多寫司馬氏是不愿與當(dāng)時《晉書》的創(chuàng)作準(zhǔn)備工作沖突，在陳壽書中雖然沒有記述司馬氏的隱諱，但是也沒有記載司馬氏的很多歷史功績、言行，不能說他是故意為司馬氏回護。陳壽的《三國志》以東漢末到三國的中期為主，總體上是真實可以相信的。

作者介紹：

個人簡介：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晉史學(xué)家。他少好學(xué)，就有志于史學(xué)事業(yè)，對于《尚書》《春秋》《史記》《漢書》等史書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師事同郡學(xué)者譙周（蜀國天文學(xué)家），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dāng)時，宦官黃皓專權(quán)，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后，歷任著作郎、治書侍御史等職。280年，西晉滅東吳，結(jié)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dāng)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三國志》。

成書過程：陳壽寫《三國志》以前，已出現(xiàn)一些有關(guān)魏、吳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三國志》中的《魏書》、《吳書》，主要取材于這些史書。當(dāng)時蜀政權(quán)沒有設(shè)置史官，無專人負責(zé)搜集材料，編寫蜀史。《蜀書》的材料是由陳壽采集和編次的。

陳壽寫書的時代靠近三國，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文獻檔案。閱讀《三國志》時，就會發(fā)現(xiàn)陳壽有史料不足的困難，內(nèi)容顯得不夠充實。陳壽沒有編寫志，了解三國時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晉書》。陳壽還著有《益部耆舊傳》、《古國志》等書，整理編輯過《諸葛亮集》，可惜這些書后來都失傳了。

相關(guān)注本

注者介紹：出生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xùn)|聞喜（今山西聞喜）人。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祿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員外郎。裴松之從小喜愛讀書，8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jīng)》諸書。后博覽典籍，學(xué)識日進。

仕途：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裴松之任殿中將軍，時年20歲。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lián)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dān)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fēng)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拼，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裴松之先后擔(dān)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后升調(diào)回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

義熙十二年（416），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裴松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裴松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zhuǎn)任治中從事史。晉軍占洛陽后，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松之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注本介紹：東晉時歷仕零陵內(nèi)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注。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wù)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guān)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蛲f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dāng)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彼耘嶙⒉粌H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家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評論；對于陳壽議論的不當(dāng)，裴注也加以批評。裴注搜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注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jǐn)?shù)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jù)沈家本統(tǒng)計，注中引書“經(jīng)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tǒng)注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yīng)劭之注《漢書》，考究訓(xùn)詁，引證故實?！w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于箋注名物，訓(xùn)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名物、地理、典故若干類。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注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注《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dāng)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迸嶙⒌淖畲筇攸c，就是廣采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nèi)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jīng)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當(dāng)作正文來讀。裴注為史書注釋開辟了新的廣闊道路。

針對當(dāng)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jì)》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于棗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lǐng)導(dǎo)，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闡明了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lǐng)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200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xué)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xué)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jù)。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fā)明創(chuàng)造，有關(guān)指南車、翻車、連弩、發(fā)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dāng)時的科技生產(chǎn)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guān)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nèi)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zhì)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安⒔猿瓋?nèi)、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廬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jié)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于注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dāng)世之事”一段，說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jié)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jié)。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注》中，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后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jù)《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并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注》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于理為長”?！秴菚ぶT葛恪傳注》引胡沖《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xiàn)。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guān)系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jié)同期史著優(yōu)劣的史學(xué)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nèi)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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