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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荊州（三國時期的荊州）

在小說《三國演義》以及一些影視作品中曹、孫、劉三家爭奪的荊州好像很容易打下來。這就給人造成荊州是一座城池的印象，加之今天的湖北省也確實有一個荊州市，因此一些人就把三國時期的荊州自動等同于現在的荊州市。事實上荊州作為地名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的年代：大禹根據山川形勢將天下劃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分別治理。

大禹時代的九州是根據山川形勢劃分的自然地理概念，而并不是后世的郡、縣、州、府、省、市這樣的行政區(qū)劃。夏、商、周三代實際上還處于一種相對較為原始的部族聯盟形態(tài)，而不是像秦以后那種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政權。這一時期天下諸侯林立：大禹時代號稱有萬國前來朝貢，直到西周分封諸侯時天下尚有七十一國。這時的諸侯國其實無非不過就是一個個城郭村落那么大而已。

每個諸侯國的地盤、人口都相當有限，所以國君對很多事都能直接管理，也就沒必要在國內劃分行政區(qū)了。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代齊、楚、秦、晉等大諸侯國通過吞并小國使自己的疆域得到空前擴張。這時國君就沒辦法自己一個人管理偌大的國家了。一些諸侯國開始在國內設置郡、縣之類的行政區(qū)劃。秦始皇混一華夏之后全面廢除了分封制度，在全國范圍內推行郡縣制。

秦朝實行的是郡縣兩級行政區(qū)劃制度：秦的縣由郡管轄，而郡則由中央直轄。漢高祖劉邦在秦朝的郡縣制基礎上推行郡國并行制：一方面劉邦封了一批同姓諸侯王，另一方面漢朝中央政府在其直轄地區(qū)沿襲秦制設立郡縣。漢武帝時期決定在全國各地設立負責監(jiān)察地方官的刺史：漢武帝把全國設為十三個大區(qū)，向每個大區(qū)都派出名為“刺史”的官員。刺史的職責就是負責監(jiān)察自己大區(qū)內的郡守等地方官。

由此形成了司州、冀州、豫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交州、益州、涼州、并州、幽州13個州刺史部。這其中的荊州刺史部轄區(qū)大體上是從現今河南省南陽市一帶往南一直延伸至兩湖（湖北、湖南）全境。不過這時各州刺史只是監(jiān)察官：他們負責監(jiān)視地方官的行為，但他們并不直接參與地方行政事務的管理。所以這時由刺史所轄的各州其實是一種監(jiān)察區(qū)，而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行政區(qū)。

到了東漢時期刺史的權力開始膨脹：西漢時期的刺史只是監(jiān)察各地的郡守等地方官，可到了東漢刺史開始直接管理郡守了。尤其是到了東漢后期各州刺史往往以州牧的名義管理地方財政、軍事、民政等各種事務?，F在我們去看《三國演義》中提到的什么荊州牧、益州牧、冀州牧、幽州牧之類的頭銜指的就是這個。這樣由刺史所管理的州實際上就成為了郡之上的一級行政區(qū)。

如果要把漢末三國時期的州這種行政區(qū)與我們今天的行政區(qū)進行類比，那么州的級別就等同于我們今天的省級行政區(qū)。漢末三國時期的荊州其實并不是一座城市，而是相當于我們今天的一個省。荊州不僅相當于一個省，而且還是一個大?。呵G州的轄區(qū)相當于今天的湖南、湖北兩省以及河南省南部的南陽等地。面積近五十萬平方公里的荊州在漢末十三州中排在第二或第三位。

漢代十三州中面積最大的州有兩種說法：一說是益州，一說是涼州。益州所轄之地包括今天的四川省、重慶市、貴州省、云南省、陜西漢中以及緬甸北部等地。涼州所轄之地對應的大致是今天的甘肅省，不過也有說法認為涼州對西域都護府擁有管轄權。如果將西域計入涼州，那么涼州的面積就是十三州中最大的；如果不將西域計入涼州，那么涼州的面積就在益州、荊州之下。

不過面積大并不代表實力強：面積廣闊的荊州人口經濟實力也算過得去。不過當時中國的經濟重心位于北方的黃河流域。荊州在人口數量、糧食產量等方面比起中原地區(qū)的各州并不占優(yōu)勢，然而也正因為荊州相對邊緣化的地位使其在天下大亂的初期獲得了相對的安寧。董卓、袁紹、曹操等強有力的梟雄人物均崛起于北方，而荊州則一度成為遠離戰(zhàn)亂的世外桃源。

當時有很多中原地區(qū)的百姓逃到荊州躲避戰(zhàn)亂，從而大大促進了荊州的生產力發(fā)展。比如像諸葛亮就是在年幼時為躲避戰(zhàn)亂隨父母遷徙到荊州的。在東漢末年以前荊州當地的文化是比較落后的，然而到了東漢末年荊州地區(qū)出現了人才井噴的現象：《三國志》里有傳的人物中荊州人占了超過一半。如果這時的荊州出現一位雄主趁中原地區(qū)的袁紹、曹操等人鏖戰(zhàn)之機北上也未嘗沒奪取天下的可能。

最早注意到荊州這種獨特優(yōu)勢的人就是劉表。初平元年（190年）劉表被朝廷任命為荊州牧。劉表作為由朝廷空投到荊州的官員在當地沒任何勢力背景。如果是在天下承平之時朝廷的權威自然能壓服地方勢力，然而在天下大亂之時一個沒勢力背景的人被空投成為一方州牧其實是風險很大的。沒帶一兵一卒的劉表單騎進入荊州后設法取得了蒯氏、蔡氏等當地世家豪族的支持。

五年后劉表平定了荊州內部的所有割據勢力。自此以后北至漢川、南到五嶺的廣袤土地都處于劉表的統治之下。當北方的袁紹、曹操等人打得不可開交之際荊州在劉表的治理下維持著政治上的太平和經濟上的繁榮。劉表本就是資深的士林領袖，加之荊州安定的局面足夠吸引人，所以一時間天下名士學者紛紛慕名前往荊州。當時放眼天下除袁、曹兩家之外最有實力一統天下的就是劉表。

然而劉表能建功立業(yè)在相當程度上有賴于荊州當地的蒯氏、蔡氏等世家豪族的支持。在天下大亂之時荊州內部世家豪族的爭奪實際上成為了劉表的一塊心病，所以他在穩(wěn)定荊州的形勢后實際上已很難再繼續(xù)對外發(fā)展了。當曹操和袁紹在官渡大戰(zhàn)之時劉表既沒選擇支持其中一方，也沒趁機揮兵北上奪取天下。劉表希望曹操和袁紹最好是能斗得兩敗俱傷，那么自己就可以趁機坐收漁利了。

誰知曹操在戰(zhàn)勝袁紹之后實力變得更強了。這時曹操統一中原后揮兵南下的形勢已相當明顯了，而劉表則已永遠錯失了問鼎天下的機會。盡管劉表已不可能再依托荊州這塊基地奪取天下，不過荊州的資源用于自保還是不成問題的。等到曹操大軍南下時荊州的世家豪族紛紛主張投降，曹操因此得以一度成為荊州的主人。公元208年赤壁之戰(zhàn)后原先短暫領有荊州的曹操只保住了荊州北部南陽郡、江夏郡與南郡的一部分。

這時荊州中南部地區(qū)被孫劉聯軍占據。之后曹操從自己占據的南郡、南陽郡中分出襄陽郡、南鄉(xiāng)郡。荊州由此形成三分割據的局面：南郡、零陵、武陵歸劉備；江夏、桂陽、長沙歸孫權；南陽、襄陽、南鄉(xiāng)歸曹操。這一階段三家各占三郡的局面一般被認為是“荊襄九郡”一詞的來源。當時屯兵公安的劉備兩次向孫權請求用半個江夏換取孫權手上的半個南郡。

表面上劉備用半個江夏換半個南郡也算公平，然而南郡的戰(zhàn)略地位高于江夏，所以劉備的提議實際上意味著孫權一方要吃虧。當時孫權手下只有魯肅主張同意借地。魯肅的理由是：曹操雖經赤壁之敗，但實力依然強勁，東吳無法單獨對抗，所以有必要與劉備保持親密關系。東吳新得荊州不久，在荊州的人望和號召力上不及劉備，利用劉備在荊州的聲望可以減輕東吳的抗曹壓力。

最終孫權采納魯肅的建議把南郡交給了劉備。劉備因此擁有了完整的南郡，從而得以北抗曹操、東和孫權，也為后來入主益州（今四川）開創(chuàng)蜀漢基業(yè)奠定了基礎。劉備入蜀后東吳方面派諸葛瑾向劉備索還南郡，劉備則以取得涼州之后再還地為由搪塞推脫。這就為后世留下了一句歇后語：劉備借荊州——有借無還。其實更確切的說法應當是劉備借南郡。

當時的荊州實際上處于曹、孫、劉三家各自占據之下。東吳方面并沒占據整個荊州，借給劉備的自然也不是整個荊州。公元219年東吳、曹魏聯軍襲殺劉備派駐在荊州的守將關羽。至此蜀漢方面在荊州的地盤幾乎全為曹魏、孫吳兩家瓜分。在隨后的夷陵之戰(zhàn)中劉備又被孫權手下的陸遜所敗。此后蜀漢再也無力奪回原有荊州轄權。荊州從此形成曹魏與孫吳兩家分領的局面。

曹魏荊州治所在南陽郡新野，下轄南陽郡、江夏郡（長江以北）、襄陽郡、南鄉(xiāng)郡、新城郡、上庸郡、魏興郡七郡。孫吳荊州治所在南郡的江陵，下轄南郡、江夏郡（長江以南）、長沙郡、湘東郡、桂陽郡、臨賀郡、零陵郡、衡陽郡、武陵郡、建平郡、宜都郡十一郡。失去荊州使諸葛亮在《隆中對》中為劉備設計的跨有荊、益徹底成為泡影，只占有益州一地的蜀漢在此之后日漸疲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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